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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李章凤:《登记限度论——以不动产权利登记制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思维是对宪法精神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国家核心价值观。

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以及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做出法律解释，明确公民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由于民法典本身的开放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使民法规范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变化。如《总则》中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相关的法律要注意宪法界限，不得在民法典中将基本权利加以消解。但形成为统一民法典体系后自身规范价值不一定保证其规范的合宪性，需要引入宪法价值来约束民法典实施。《草案》第1条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8]参见王竹：《编纂民法典的合宪性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宪法地位问题上，我们过分强调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功能，客观上削弱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有的功能，混淆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常设机关的界限。[2]Vgl. Karl Hernekamp, Soziale Grundrechte: Arbeit, Bildung, Umweltschutz etc.,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1979, S.187ff。

（2）支持现有的环境法和政策的贯彻和实施。[78]它与基本权利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国家目标条款需要经过立法具体化后才能适用，从而等于将裁量权留给了立法机关。如果国家明显违反了保护义务，就可以视为对保护请求权的侵犯。两种诉讼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对原告适格的要求。

然而，这一理由显然将主观权利限于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而否认了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存在的可能。[14]这种观点混淆了程序权与实体权。

所以，社会权不是要否定自由权，而是帮助自由权实现。从1951年到2017年的66年间，联邦宪法法院审结的宪法诉愿就有22万多件，近十年来每年收到的宪法诉愿申请约6000件。[25]参见前注[22]，张震文。[19]参见前注[13]，吴卫星书，第235～242页。

目前，社会权的请求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种。程序权要求国家不仅提供程序，而且要提供正当的程序，即公开、参与、平等、效率。违宪审查要么是抽象审查程序（即不附随案件），由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者四分之一的联邦议员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从1951年到2017年的66年间只有180件这样的申请。如果说未列举权利来自于我国《宪法》51条后半句的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则问题更大。

居住权是为生存而必须提供的住房方面的保障。[67]尽管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社会权的要求特别令人讨厌，但也正是在困难时期，对公民基本社会地位的保障更显重要。

[26]这一理解与德国学者解释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抚养和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也首先是他们的强制性义务的做法相类似。[52]因为人权作为应然权利，不以法律的规定为限。

环境权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中的社会权，包含两种请求权内容，一是请求国家提供符合人的生存需要的清洁安全的环境，二是基于平等原则，请求共享良好的环境。[58]参见萧淑芬：《新兴人权之保障与发展初探》，《中研院法学期刊》（台北）2009年总第4期。摘要:  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不足导致学者转向宪法寻找环境权的规范基础。[77]参见张嘉尹：《环境保护入宪的问题——德国经验的初步考察》，《月旦法学杂志》（台北）1998年总第38期。在笔者看来，环境权入宪的意义除了学者所说的好处外，[79]更主要的在于弥补我国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侯佳儒：《中国环境侵权责任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49]这种客观法的再主观化在我国法律中也存在。（7）通过让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决策和行动来加强民主。

另一种路径是将我国《宪法》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定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18]因此，环境程序权无法取代实体性的环境权，正是由于规定实体性环境权的法律条文较为稀少，才导致了学者转向宪法寻找环境权的规范基础。

[54]笔者赞成限制说，因为如果以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权利的构成要件，那么试想一下，有哪个权利在行使的时候不会对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构成损害呢？行使集会游行示威权，必然对社会秩序造成损害，同时占用道路也会导致其他公民的行动自由和营业自由受到损害。作者简介：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参见王锴：《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基于德国学说的梳理》，《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0期。至于宪法环境权的内涵，学者仅仅从社会性和复合性对其特点进行了描述。比如南非1995年的Woodcarb案、智利1988年的Comunidad de Chanaral v. CODELCO案、哥斯达黎加1999年的Justicia Para la Naturaleza(JPN) v. Geest Caribbean Ltd.案等均属于这种情况。同时，目标程式类似原则，追求最优化实现，从而需要与其他的国家目标乃至公民基本权利进行衡量。

博肯福德认为这是一种例外情形，即国家在履行宪法任务的时候处于不作为、重大疏忽或者不存在可替代的措施。也许有人会指出，如果不将环境权作为自由权，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造成公民生命和健康损害而纯属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的公权力行为，[65]如何救济？笔者认为，这就是我国《宪法》26条作为客观法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存在的必要了。

基本权利不仅是防御国家对个人地位的违宪干预，而且包括请求国家尊重和实现个人地位。对行政机关的答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第二个要素 法律义务同样是主观权利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因为任何主观权利的逻辑前提就是对方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即所谓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性。[54]参见石文龙：《论我国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9条之比较》，《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

最早对社会权的可请求性进行论述的是学者博肯福德，他将社会权视为一种宪法任务，即立法和行政在客观法上负有义务通过适当的措施去实现任务中的形式目标或规划。（5）通过提供同样的发展平台，促进环境权与社会经济权之间的更好平衡。一般来说，宪法上未列举的权利有三种类型：[50]一是真正未列举，主要针对新兴人权。其次，集体权利的主体虽然是多个人，但并不意味着该权利就必须由集体来行使。

其三，由集体成员来行使。[59]当然，环境除了对下一代人的尊严具有意义之外，对现在活着的人的尊严实现也是重要的。

因此，环境权不可能既作为实体权，又作为程序权，因为作为实体权的环境权保护的法益只能是环境，而不能是环境之外的其他东西。所以，如果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权具有可诉性的证据，无疑是自相矛盾的。

因此，笔者仍然以屠振宇教授提出的三种认定方法为准。当然，将环境权作为社会权，即请求国家在环境保护上积极给付的权利，也并非没有障碍，主要障碍就在于传统上有关社会权的争议以及社会权的请求内容能否实现（即可请求性）的问题。